當提起“禮”，我們常聯想到的是“周禮”。 其實，“周禮”是中國古代禮儀制度發展到了一個成熟階段的產物，而在西周之前，中國的禮儀制度已悄然演進了數千年，至夏王朝時，青銅禮器和玉禮器已大量出現。 儘管目前仍缺乏關於夏的足夠資料，特別是缺乏直接性的文字資料，但大量的出土文物仍能為我們描摹出一幅夏時中原地區的盛大禮儀景象，通過央行最新發行的國家寶藏（啟蒙奠基）金銀紀念幣，我們彷彿能看到4000多年前的夏都盛景。

在該套紀念幣中的一枚15克銀質紀念幣背面圖案上，最為醒目的是河南偃師二裡頭遺址出土的嵌綠松石獸面紋銅牌飾（下稱“獸面紋銅牌”），由於大量青銅禮器的出土，考古學界推測二裡頭所在地可能是夏在一段歷史時期內的都城“斟鄩”所在地。 幣面上的獸面紋銅牌圖案使用浮雕疊加彩噴的鑄造工藝，近乎完美地展現了文物本身的細節，甚至不同綠松石之間顏色的細微差異，以及鑲嵌時所留下的拼接痕跡也被如實地再現出來，最大限度地在紀念幣上展現了文物本身的美感。

獸面紋銅牌採用的是當時的一種複合型裝飾手法，本身也是一件高等級禮儀用器，其將珍貴的青銅與稀有的綠松石融為一體，形成一種“金”鑲“玉”的獨特表現形式。 在中國玉文化形成的初始階段，古人對“玉”的認識與現代不同，古有“美石即玉”的說法，而青銅本又有“吉金”的美稱，故而把獸面紋銅牌稱作夏時的“金鑲玉”也便是合理的了。

獸面紋銅牌（拍攝於中國考古博物館）

銅牌上裝飾的圖案，按現代較為嚴謹的說法被稱作「獸面紋」。。 關於圖案的解釋，此前有觀點認為是龍或龍的變體，但相比二裡頭出土的另一件長達70釐米的綠松石龍形器而言，這件牌飾上的圖案形象顯然更加抽象化，由於幣面所示的文物所處土層相較前述綠松石龍形器而言年代更晚，所以這件牌飾上的圖案也可能是二裡頭文化發展所導致的圖騰形象演變。 儘管牌飾所示形象究竟是什麼到目前仍未形成定論，但它無疑反映了這一時期二裡頭人的圖騰崇拜和精神信仰。 而在共同的精神信仰支撐之下，二裡頭人取得了輝煌的文明成就，中國第一個世襲制王朝也在這裏迎來了青銅文明的曙光，作為王朝意識形態和禮儀制度的載體，這件獸面紋銅牌也成為了夏代輝煌文明的實物見證。

設計師除在居中位置突出展示了獸面紋銅牌外，還在背景中展示了的玉璋、銅鼎、銅爵等文物形象，其中獸面紋銅牌交相輝映地便是出土於二裡頭遺址的一件玉璋，這件玉璋採用了光變鱗彩工藝，在不透光的金屬幣面上展現出了玉的光澤，可以讓我們更直觀地理解了古人所謂“美石即玉”的觀點。 在中華文明演進的過程之中，玉扮演的角色也在發生著變化。

早在新石器時期，我國的主要文化區域的遺址中就多有玉器出土，這一時期玉器主要扮演著裝飾品、與信仰有關的法器的角色，到新石器時代晚期，隨著社會複雜程度加深，彰顯權力威儀的禮器用玉開始出現，幣面設計元素中的這件玉璋便是一件禮儀用器。 《周禮·大宗伯》載“以玉作六器禮天地四方”，“璋”便是“六器”之一，代表著南方。

玉璋的左側是一座青銅鼎，令人欣喜的是青銅鼎運用浮雕工藝呈現出鼎本身的紋飾，這也就讓收藏者有機會親手摩挲，感受夏代銅鼎的質感。 鼎在新時期時代已開始具備了禮儀功能，《史記》記載，大禹曾鑄造九鼎象徵九州，由此可知銅鼎不僅具有強烈的禮儀色彩，還成為了早期國家和王權的象徵。 隨著歲月流逝，王權深刻地影響了中華文化，時至今日，當我們描述一個人說話分量很重之時依然會用到一個成語——“一言九鼎”，成語的本意便是由“鼎”而來。

玉璋右側的青銅爵是比較容易引起當代人誤解的一件青銅器，主要的誤解存在於兩個方面，其一是爵的功能，其二是爵的存在年代。 關於爵的功能，嚴謹地說，它是一件「酒禮器」，其所行之禮包含祭天祭地兩個維度，祭天之禮名“歆”，祭地之禮名“稠”，其本身並非青銅時代的古人作飲酒之器所用。 關於爵的存在年代，可能大家更多地受到了影視劇的影響，認為爵到三國兩晉甚至隋唐時期仍廣泛地出現於宮廷，其實爵這種器型最早見於夏，至商時走向了繁榮，到西周中後期以後便逐漸消失了。

整體來看這枚直徑33毫米的紀念幣，能夠真實地感受到四千多年前莊重而複雜的華夏之禮，幣面上雖僅展現了四件文物，卻為我們打開了一扇通往四千多年前的穿越之門。 不難推想，在那個遙遠的時代，禮儀制度背後所反映出的中華文化已堪稱繁榮，當我們用指尖輕觸這枚紀念幣上的文物，彷彿也感受到了中華文明的強勁脈搏，進而激勵我們為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貢獻一份力量。